如果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，那么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好剖面，因为这里有忠魂，有牺牲，更有信仰。 

在这里，国民党反动派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杀了我们多少英烈呢？ 

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同志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有个说法：“自建党以来，仅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内关押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，就达9000多人。” 

龙华烈士陵园里，草木葱郁的烈士墓地中，静卧着一对同胞兄弟的墓碑，就是陈延年、陈乔年烈士。 

自1927年7月到1928年6月，不到一年时间里，兄弟烈士之血，流淌在了一起。延年、乔年的青春来得特别早，安徽督军倪嗣冲作为袁世凯的爪牙、反动军阀，抄了陈独秀在安庆的老家，15岁的延年，11岁的乔年，不得不到上海投奔父亲。“新文化运动”的旗手陈独秀，教子之法与众不同，不让儿子们住在自家寓所，享受家庭的温暖，只给很少的生活费，安排到亚东图书馆《新青年》杂志发行所勤工俭学。 

兄弟俩的生活十分清苦，白天半工半读，晚上以地板为床，吃烧饼，饮自来水，夏天无蚊帐，冬天无棉衣，一件夹衣一年四季不离身。连陈独秀的朋友们都看不过去，说延年、乔年兄弟“颜色憔枯”，都要冻饿而死了，你管不管？但陈独秀却回答：“妇人之仁，徒贼子弟，虽是善意，反生恶果。少年人生，叫他自创前途可也。”

而延年也真不愧是调教出来的独立人格。五四运动中，陈独秀被京师警察厅抓捕，消息传到上海，延年的老师，也是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曾问延年：“你爸被捕这事，你知道吗？觉得恐怖吗？”延年回答说：“既作不怕，怕则不作。况这次学潮，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，千古未有。空前复杂的情况下，危险乃意中事，亦份内事。志士仁人，求此机会作光荣牺牲而不可得，有何恐怖之可言？”这位潘赞化老师，您也许没听说，但他的妻子您有可能听说过，这就是一代“画魂”潘玉良，他们的证婚人则是陈独秀。 

在上海，延年、乔年为准备赴法勤工俭学，认真学习法语，生活虽然艰苦，又是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，但这并没有让两兄弟荒废学业，他们相继考入震旦大学，法语水平也相当不错，著名学者吴虞曾经在日记里赞誉之：“法文极佳！” 

1919年12月25日，延年、乔年登上邮轮，远赴法国，次年2月，来到巴黎，又转里昂。在一家工厂当翻砂工，一面做工，一面学习。这是一家大型机械工厂，翻砂工在熔铁炉旁工作，面对着炽热的铁水，经常搬动百多斤重的铸件和工具，同来的中国勤工俭学生说这个工种极其辛苦，“工作一天汗流一斗。”

法国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生的企业，所提供的工种，劳动强度大，工伤事故多，而工资仅仅略高于学徒工，每天只有十多个法郎，除掉已经低得不能再低的生活费，就所剩无几了。而且更为可恶的是法国资本家，还经经常以无法销售的彩色明信片之类的东西发给工人，充抵部分工资。说白了，就是欺负你中国人。为了生活下去，这些明信片怎么处理呢？延年、乔年就想到亚东图书馆的老朋友汪原放，就是经理汪孟邹的侄子，请他帮忙，我们寄给你，你帮我们在亚东图书馆推销，总比我们砸在手里强吧？

真到了资本主义的发源地，资本主义就彻底教育了对资本主义还存有幻想的年轻人，当然没心没肺的除外。延年和乔年也由此改变了无政府思想，转向共产主义，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。
您知道他们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吗？熟悉历史的朋友都认识，这就是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胡志明，越南人民的“胡伯伯”，当时他叫“阮爱国”，以中文笔谈、加法语、广东话跟中国勤工俭学生进行交流。

教育延年、乔年兄弟的，除了法国资本家，还有他们曾经的人生导师吴稚晖。以勤工俭学生名义募捐筹建的里昂中法大学，等建成招生了，校长吴稚晖却过河拆桥，说学校跟勤工俭学生毫无关系，不准勤工俭学学生入学，却专门从国内招收有钱有势人物的子弟入学。并伙同北洋政府外交人员和法国警方，残酷迫害勤工俭学生。由此延年、乔年看穿了吴稚晖的真面目，不惜放弃官费，与之决裂。 

延年、乔年向来是行动派，为筹建“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”，他们在巴黎街头开办了间小书店，既面向大批进步的工读学生和华工，出售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，其中就有他们父亲陈独秀主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；同时还是蔡和森、周恩来、赵世炎等人的聚会场所。这间小书店还直接改变了邓小平的人生之路，初抵法国的小平同志，因为四川老乡聂荣臻的关系，常来这里蹭书读，结识了陈延年和陈乔年。以此为平台，又结识了周恩来、赵世炎等未来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青年领袖，并被这些先进青年的理想和精神深深吸引，从此走上了共产主义之路。 

小平同志后来引以为傲的刻蜡板绝活，就是延年亲授的。后者作为少共的宣传部长，负责编辑少共机关报《少年》，不但写稿、组稿，还要写蜡纸、搞油印，少共创建者之一的郑超麟曾回忆说：“延年、乔年俩人同睡一张床铺，我比乔年大一岁，延年比我大两岁。在法国时，我住在远离巴黎约三小时半火车的蒙达尔，每去巴黎，必到延年他们的住处，总是看见延年在刻写蜡纸。乔年多不在家，出去做工了。” 

1922年底，陈独秀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“四大”时，给赵世炎写信，建议更名为“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”，即实际上的“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”。随后延年、乔年赴苏，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。延年因为生活简朴和学习踏实，被同志们戏称“小列宁”。而乔年与同学萧三共同翻译了《国际歌》。与此同时，北京的李大钊，广州的瞿秋白也不约而同地翻译了《国际歌》，他们四人也就成为《国际歌》的第一批中文翻译者。萧三是延年、乔年的留法、留苏同学，他们共同创办了旅欧少共。而在赴法勤工俭学前，萧三在国内还有位湖南一师的同学，他们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，这就是毛泽东。 

1924年7月，延年学成归国，奔赴中国革命中心广州，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、组织部兼宜传委员会负责人，后接替参加“东征”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，担任广东区委书记。这一阶段，陈延年和周恩来携手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：一件是建立了“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”，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；第二件是协助胡志明，成立了“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”，为越南共产党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，奠定了第一代领导班底。 

此外，延年还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，亲自担任农讲所的兼职教员，还提议要特别开设军事知识课，使学员文武兼备，才能担负起创建和领导农民革命武装的重任。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崛起之际，陈延年和周恩来、毛泽东组成了铁三角，坚决反对陈独秀、张国焘的妥协退让政策。

 “中山舰事件”中，毛泽东主张坚决反击，一拳打得百拳开，才能以斗争促团结，陈延年与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，并立即向中央请示报告，同时与苏联顾问进行磋商。然而党中央的陈独秀和苏联顾问，都不同意他们的意见。陈独秀又派张国焘赴粤，强令广东区委和陈延年执行退让政策，结果坐失良机。气得陈延年拍桌子，说：“老头子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，我们共产党如果不依靠组织和发展工农群众的力量，不仅不能团结更多的革命左派，而且会使现有的革命左派不敢跟共产党走，不敢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。”并且强调：“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，但我是共产党员，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！” 

真是神预言啊！一年后的上海“四·一二”、广州“四·一五”，武汉“七·一五”，国民党反动派杀得革命者人头滚滚，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总破产。

如果要给陈延年同志的广东工作，做个总结，淞沪警备司令部有段话最合适：“劳工为其诱惑，听其指挥者达数万人，势力极大、事机极危，幸为粤当局事先探得，防患未然，悬赏四万元，下令通缉！”这是1927年的悬赏标准，要知道当时陈延年的父亲，当时我们党的总书记陈独秀，蒋介石不过开价三万块，即便是周恩来同志的“市价”，也只有两万五千元，1935年长征途中才“涨价”到五万，而毛泽东同志“价值”十万。 

大革命失败后，陈延年来到上海，担任江苏省委书记，这是我党第一任江苏省委书记。他面对的是满地尸骸的危机四伏，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，许多基层组织荡然无存。陈延年毫不畏惧，勇敢地承担起重整旗鼓的重任，淞沪警备司令部给予了“高度评价”，说他：“图谋不轨，举动极其秘密，连日挥金如土，四处活动，积极进行，将大不利于党国。”

然而地下斗争充满了危险，不可控因素太多。1927年6月16日，中共江苏省委，在上海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（今山阴路69弄90号）开会。由于叛徒出卖，大批反动军警突然冲进来，省委书记陈延年操起板凳迎上去，与敌搏斗，为掩护同志们尽量逃走，被捕入狱。 

好在叛徒不认识陈延年，最初敌人也不知道陈延年的真实身份，关键的是他当时一身短打扮，素来衣着俭朴，而且长期跟体力劳动的工人师傅们在一起，体格健壮，脱了光膀子，一身腱子肉，晒得皮肤粗糙黑亮，说话也完全是相应口吻，怎么看都像个干粗活的苦力，因此他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伙夫，名叫陈友生，敌人根本没有怀疑。 

要知道当时我们党的干部，特别是高级干部，往往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而且你能相信老爹是中国学术界一流人物陈独秀，又留学生出身的省委书记，会是这个样子吗？于是敌人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，把陈延年押往龙华看守所，准备判几年拉倒。

 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始作俑者吴稚晖作为老冤家，从胡适那里得到消息，迅疾向淞沪警备司令杨虎“祝贺”：“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，‘其人发生额下，厥状极陋’，不觉称快。陈延年恃智肆恶，过于其父百倍。所有共产党之巨头，若李立三，若蔡和森，若罗亦农，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。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，恐与其父相埒。上海彼党失之，必如失一长城，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！”就是说，别耽误时间，赶紧杀了陈延年，天下就太平啦！ 

掌握了确凿“证据”的敌人，威逼利诱，妄图迫使陈延年交出所知道的各级党组织，特别是上海党中央的具体信息。敌人好话说尽，酷刑用尽，打得他体无完肤，始终也没能撬开陈延年的铁嘴钢牙。 

1927年7月4日，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，敌人将他秘密押赴刑场。面对敌人的屠刀，陈延年昂首挺胸，镇定自若，视死如归。敌人行刑时，喝令陈延年跪下，他却傲然挺立，根本不理会国民党反动派的暗夜嚎叫。几个刽子手扑上去，强行将人按下，然而刚一松手，要挥刀劈砍时，陈延年却突然乘势跃起，使刽子手的屠刀扑了个空。敌人恼羞成怒，狂叫着一拥而上，再一次将陈延年强按在地，以乱刀将他砍死，谓之“五马分尸”。蒋介石惟恐舆论谴责，又气急败坏，亲自下令不准收尸。 

此时陈延年烈士29岁，不到一年，1928年6月6日，陈延年烈士的弟弟、陈乔年也在上海龙华就义。

莫斯科一别，延年先行回国，乔年则服从组织安排继续学习，1925年初奉命回国赴北京，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，协助李大钊同志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。兄弟俩从此分身南北，聚少离多，直到为了共同理想，血洒龙华，才相会于地下。 

哥哥牺牲后，乔年受命于危难之间，从湖北省委组织部长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，秘密深入工厂、学校，联络同志，召开会议，部署工作，进一步恢复党的基层组织，完成延年未尽的工作，使得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巩固和发展。

然而还是由于叛徒的出卖，陈乔年同志被捕了。面对生死考验，他非常坦然，转告党组织，不要再为自己费心，他随时准备牺牲。

1928年6月6日，陈乔年同志走出牢房，走向刑场，还不忘笑着跟狱友们告别：“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？！” 

弟弟的一生比哥哥还要短暂，乔年牺牲时只有26岁。虽然陈乔年烈士希望全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，都能享受到他们兄弟以牺牲换来的幸福。然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子孙后代，延年没有结过婚，他太忙了，忙得恋爱都顾不得谈，而乔年的一儿一女，一个贫病交加而夭折，一个被送到孤儿院，不知所踪。 

延年、乔年的朋友汪原放，多少年后还记得初见时，这对兄弟的样子：“穿着蓝粗布衫，颜色都已洗得发白，延年长得粗壮，似有拘束，不再多说话；乔年瘦削，活泼开朗，喜欢说话。”

而在国民党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中，已经沦为“托派”的陈独秀，也惦记着延年、乔年，他曾问一名新进来的共产党员政治犯施亚夫：“你知道延年和乔年的结论是什么吗？”施亚夫告诉他：“当然是烈士啦，他们是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！”

（转自微信公众号“共青团中央” 编辑丨石洪基）